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18世纪法国作家布封曾说过“风格就是人”，意思是作品风格与作者人格有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把这句话作为思想探索和理论创作中的座右铭。他们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其风格就是文风。
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给人新风扑面之感。他们提倡写作要简明扼要、立场鲜明、紧扣现实，对文风的重要性作了一系列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写文章要简洁、生动。恩格斯指出：“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这一点，在他们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时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指出，“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那些“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的表述会影响纲领的质量。比如，他们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逻辑架构清晰、语言简洁明快，仅用一万多字便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立场鲜明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重要特征。《共产党宣言》开始部分就庄严宣告：“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结尾再次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作为一部“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价值指向、铿锵的战斗口号，激励着无数革命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写文章时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准确优美的描述相统一。他们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时，撰写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宣扬革命理论和主张，直接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活动，支持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指出：“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社会现实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将理论创作“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在书评中指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通观他们的著作，无论是理论性极强的《资本论》《反杜林论》，还是探讨当时社会问题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都带有强烈的联系实际问题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字的生命力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以更好地贴近群众、指导实践。为此，他们一方面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达深奥原理，另一方面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完善。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对1865年马克思的原稿作了重要补充，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指出，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为了“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而是为了争取广大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
让群众更容易听得懂，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文风。列宁指出：“对人民讲话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他要求报纸广泛地使用生动的人民语言，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引导读者去深入思考和研究。列宁认为，生动朴实的语言和最简单的事实，更能启发群众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风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党历来主张文风要植根于社会实践，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1941年，《鲁忠才长征记》调查报告连载于《解放日报》，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并加写按语，认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扫掉“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形式主义作风，由此拉开《解放日报》改版以及延安时期文风改革的序幕。毛泽东强调，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等经典著作，或是鼓舞士气，或是澄清谬误，或是阐释思想，都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和鲜明的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多次强调“短、实、新”，号召全党同志“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将“改文风”放在重要位置。事实表明，文风和党风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改进文风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我们党能不能保持良好形象、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关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真正落实。党员干部必须打磨好马克思主义文风这把“利器”，不断增强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担当意识和服务本领，把彻底的理论讲清楚，用情感的温度暖人心。（汪曦永）